最后，面对质问，她干脆扔下检查稿说：“我为什么就得委屈做人？我搞对象犯什么法了？为什么把我当成坏人？我的困难谁过问过？公社大队解决不了我的住处，我只能自己解决！”她又说：“我不是矛浑（坏人），我结婚也为了证明我们关系的清白！队里没登记就结婚的牧民好几个了，人家能好好地活着，我为什么就不能？”连珠炮似的发言把在场的人都说怔了。上边最后以“认罪态度恶劣”延长了她的审查期。
当晚，我和王立新住在她的邻居特古斯家，睡到后半夜，我们被狗叫声惊醒，额吉点亮了油灯。一片马蹄声逼近，只见她的门前有十几个骑马的人。“快出来，要不然砸门了！”一会儿，她的包门开了，几个骑马人一拥而上，把她的新郎捆绑着带往公社。这一切的发生、几乎就在瞬间。马走人静，她回到包里插住门，任我们和额吉怎样打门也不开。门上的喜字被撕去了一半。后半夜，饲料基地的人都未能成眠。
第二天，太阳高高升起，人们惊讶地看见她早已俯身麦田之中，麦子已倒下了一片又一片，在朝阳的照射下闪烁着金光。她紧咬着牙关。她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，她是一个结了婚的新娘，有贫下中牧作证。从今，她和一切人一样，和一切知青一样，有权利过那种正常的生活。
几天以后，公社召开批斗他俩的大会。开会的头一天晚上，她被叫到公社，由两个当地干部看管着，不许出屋，我不信她是坏人，我看见她时，她正呆坐在屋里，门口坐着看守她的女干部。见到我，她“哇”地哭了，我拉住她的手，也忍不住哭起来。
会场坐满了牧民和知青，举着红宝书义愤填膺地批判他们的坏行为坏思想，震天动地高呼着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，他俩像真正的坏分子一样被淹没在口号声中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片寂寞，一片茫然。但我不知迷失了什么。我不明白，这个老高一的班主席、优秀学生、高举着红宝书来到边疆的红卫兵，一瞬间怎么就成了被揪斗的坏分子？
批斗会开过，那个男生被送到旗公检法听候处理。她常常在收了工后，坐在小桥旁，怀着期望，等待新婚丈夫的归来。很久以后的一天，公社农业队的大车带给她一个信儿，说是就要处理她的问题了，要把她的丈夫远远地调开。她锁了家门，没告诉任何人，三步并作两步往旗里赶。她只有一个念头，赶去见一面，也许是最后一面。此时，她感到一种从未有的乏力和一种抑制不住的恶心，她确信是怀孕了，她辨不清是喜是忧。她大步流星往北走。走到马勒根界地，遇到了公社的大车，好心的车老板劝她跟车回去：“天快黑了，这边有狼呢！”她头也不回，一直向北走，天越来越黑，她一步不敢停留，小跑着往前走。（三）
